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部署10个方面共50项医改工作任务。“其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分级诊疗建设、完善全民医保体系、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仍然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而三明模式与两票制，在全国“两会”上吹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定调。终于由国务院正式发文，成为2016年医改重点工作。
按此工作安排，三明模式将在安徽、福建等医改试点省份推广，两票制将在8个医改试点省份(安徽、福建、江苏、青海、陕西、浙江、上海、四川)全省范围内实施。并积极鼓励在200个医改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算配送费用，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虚高价格。
“按例，接下来各牵头部委将起草更为细化的文件，各省也将按照上述文件精神一一在各地发文落实。
三明模式，以节约使用医保资金作为起点，腾笼换鸟，降低药品、耗材的支出以腾出空间提升医疗服务价格。
这一思路在2016年医改重点工作中以如下方式体现：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逐步理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和医疗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步骤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三明模式的核心之一：三保合一，尽管没有在文件中体现，但要推广的话，福建和安徽很有可能着手准备三保合一的工作(福建在去年年底就已开始放出风声三保合一)。并有可能将医保支付标准从当前的省级中标价(入围价)下调到实际采购价。(三明在2015年甚至将14个进口药品的支付价按全国最低价处理)
两票制自4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以来，各地政策不断示范信号：两票制的决心很大，范围很广。不仅在医改试点省份推行，连非试点湖南也发文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河北27县也同样效法三明模式及两票制。
很有意思的是，在重点工作安排中，对200个医改试点城市不是强制推行，而是积极鼓励。因此，政策推行的过程中，不排除还有更多的省份或地区积极响应中央精神跟进。(注：200个医改试点占全国地级以上333个城市的60%)
“由此可见，三明模式正以从上至下、积极鼓励、主动跟进的方式在全国多点开花，要么将整体框架平行移植(福建、安徽)，要么将主要做法(两票制)向全国裂变，甚至其核心思想也影响了全国医改的走向。似乎可以说，读懂了三明，就读懂了未来中国医改的发展。
除了两票制及三明模式以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还明确提出，今年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到2017年，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同时，为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也提出，今年将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医药分开，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流，患者可自主选择在医院门诊药房或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
如今，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医改，又会出台哪些“真刀实枪”的措施，解决哪些看病就医难题?
异地看病可否报销?
《任务》首次明确，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建立完善国家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逐步与各省份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实现对接。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到2017年，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虚高药价能否下降?
出厂价20多元一盒药品，医院售价达180多元。药品价格虚高主要原因是药品价格在流通环节层层提高，导致患者花高价从医院买药。《任务》明确，今年将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医药分开，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流，患者可自主选择在医院门诊药房或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算配送费用，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虚高价格。
啥时能有家庭医生?
《任务》明确，今年，分级诊疗将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试点，在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到2016年底，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15%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为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今年还将试点放开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加快推进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等，使医保待遇的‘可携带性’更强，群众看病就医更为方便。
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和等多层次的政策，可以发挥多项制度的合力，进一步降低居民就医负担。 “两票制”是改革药品器械流通领域“价格虚高”积弊的有效手段，减少了药品在流通环节层层倒票加价。
药品价格的可追溯机制，其实就是要规范生产、流通、供应各个环节的经济行为，实现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最终为挤出价格“水分”提供监管条件。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旨在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率，真正缓解“看病难、看病责”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条实现途径。
但这项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方配合，具备一定条件才能逐步建立完善，如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和积极性的调动、医保支付制度和支付标准的协同、群众就医理念的逐步改变等。
